摄影从来是政治的
——评顾铮《现代性的第六张面孔》
赵荔红
密尔斯说：“书写摄影美学的论文是一件富于魅力的事情，也是一件心神愉悦的事。”阅读顾铮的视觉研究文论，也是一件富于魅力的事。这本《现代性的第六张面孔》是顾铮近年来关于视觉艺术的研究文论集。一篇扎实的论文，花费的心力，一点不亚于一本书。而收录书中的课题，涵盖视觉研究的各个方面，绘画、电影、漫画、书刊、展览，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摄影。作为一位优秀的摄影家，一位出色的视觉艺术的教授、批评家，一位视觉艺术策展人，顾铮，在这个领域浸淫多年，他的思考无疑备受关注。
这篇短文，无力表达书中内容的丰富。只谈一点，让我印象如此深刻，那就是顾铮所关注的摄影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他说，“如果艺术只关注一己小我的痛苦，放弃与社会沟通以及影响社会的意识与责任的话，那么这样的艺术实际上就是选择放弃责任与回避现实。”无论在探讨中国摄影实践的几个潮流——纪实摄影、城市摄影、私摄影，还是探讨作为现代性表征或作为先锋艺术的摄影艺术，或是探讨摄影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记忆载体时，顾铮的关注点总是落在摄影的现实性上。
由此出发，顾铮虽然充分理解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形态之反动而出现的私摄影，理解私摄影之所以成为“中国摄影新生代”培养另类自我与张扬个性的重要手段，但也指出，私摄影放逐了宏大叙事，回避了对现实作价值判断，这的确是摄影关注社会的一个反动，然而这种反动怎样来维持自身动力呢？在他看来，去政治化的私摄影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消极地表示不顺从，并不能取代反抗本身。更何况，所谓的私秘性，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公开地消费”（罗兰·巴特语）。中国的私摄影，与日本荒木经惟的“私写真”是一脉相承，荒木将高度私人化的影象与众人分享，以此模糊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界限，推动了日本社会中私欲外化的泛滥倾向。
那么顾铮是否只关注摄影的现实性而忽略摄影语言实验呢？否。他虽然赞叹解海龙在“希望工程纪实摄影”中表现出的勇气、良知与毅力，还是认为，解海龙的纪实摄影作品在摄影语言运用上，没有提供新的刺激。顾铮严厉批评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思路，自我表现与关注现实，艺术与生活，精英与大众，叙事与非叙事，具象与抽象，难道非要是对立的吗？真正的艺术家是能够超越这样的二元对立的。顾铮书中提到两位这样的大师：一个是格罗斯，作为柏林达达主义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蒙太奇现实主义艺术，是通过大众传媒流布的，内容是报道式的，形式又是“大众艺术”的讽刺画，而它同时又具备被认为是“精英艺术”的摄影蒙太奇和线描蒙太奇，格罗斯的艺术极具个人风格，充分表达自我，但同时又对社会现实有充分的关注和批判精神。顾铮认为，一个优秀的先锋艺术家，应该是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对视觉语言的探索与影响现实、干预生活的先锋意识紧密结合起来，这才是格罗斯的艺术。另一个是早期的还未被消费文化收编的克莱因，在艺术形式上，他以虚晃、开放、动荡的画面宣布了对布烈松“决定性瞬间”的经典画面的断然拒绝，在内容上，他强烈攻击了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以及城市中人的欲望。
从世界摄影大师那里回转，顾铮密切关注的还是中国摄影家如何实践摄影语言与社会现实的互动。所以他第一辑收录的都是中国当代摄影实践方面的文章。顾铮以为，城市摄影，是由“快速的转换的影象、瞬间一瞥的中断与突如其来的意外感”（齐奥尔格·西美尔语）所构成的，摄影家通过片段的、瞬间的影象，反观与思考，拒绝或否定城市化运动的浪漫的想象，从各个角度反思以牺牲人的尊严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质问当代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意义。对纪实摄影，顾铮情有独钟，像陆元敏、侯登科、吕楠、赵铁林、姜健等，都给予中肯的评价，尤其盛赞张新民《包围城市》中对民工这样的底层的关注，以摄影为底层“表述”，顾铮激愤地说，摄影从来是政治的，只是作为政治的摄影往往为一小撮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像张新民这样有责任的摄影师也只能是悲壮地孤军奋战。而刘铮的《国人》，还有邵逸、慕辰的《家族图谱》和《大礼堂》等，超越了纪实摄影的局限，通过开阔的组合影象展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顾铮说，这些作品“别有用心地”完成系列记录，不仅仅是摄影的构成，更是历史的重新构成，它们确认、再造记忆，也是呈现现实，对记忆的态度就是对现实的态度。“我们的记忆是什么，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就是什么样。”
正因为摄影从来是政治的，顾铮也警惕地告戒摄影师可能为政治权力收编。他评价里芬斯塔尔的两部电影，《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尽管在艺术上是经典文本，但依旧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是纳粹的政治宣传，前者为纳粹上台造势，后者为其获得国际合法性张目，顾铮认为，正因为里芬斯塔尔是唯一一个完全与纳粹时代融为一体的艺术家，所以她必定要遭受历史惩罚。另外就是日本二战时的“国策宣传摄影”，摄影蒙太奇这种表现手法与报道摄影这种传播方式一结合，成为了二战时的日本摄影师宣传军国主义、大日本共和的手段。摄影蒙太奇本来是柏林达达主义运动对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贡献，用以批判现代民族国家、反对国家与战争；而报道摄影本来是为了报道自然与人生的一切现象与事实，这两者却被高度组织化地应用到日本当时的两份杂志《前线》与《日本》上，来表达战争的理想化与侵略的合法化，创造出一个战争乌托邦，这实在值得反思。收编艺术家的又何只是政治权力？商业文化不也将克莱因的创造力变换为消费文化吗？只有努力与这两种权力保持距离，对之有清醒的认识，或者还能保持艺术家独立批评的姿态？
温文尔雅、几乎羞涩的顾铮，文字居然如此犀利，其敏锐的思维推动着你，其行文的激情裹胁着你，旁征博引、逻辑思辩只是促进阅读的快感，而其对现实的关照，艺术家的使命感尤其令人嗟叹。
(顾铮《现代性的第六张面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0元，原刊《书城》2007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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