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印象》
赵荔红
十八岁那年夏末，广玉兰盛开的时节，火车载着青涩而兴奋的我，抵达上海，从此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上海是怎样的？时光倏忽十来年，我也不能给予一句客观的准确的描述。并非因为它外在的日新月异，而在于我每一瞬间看见它、进入它、品味它，这个城市都有着不同的内容。文德斯在《里斯本的故事》里讲述一个摄影师日日穿梭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试图拍摄到一个真实的城市。但真实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只存在摄像者眼里的世界。因此，不存在可被一句话描述和定位的城市，只存在被一个我在某个时刻记录的，被我不同时候不同心情感受的上海，它以个人化的、碎片的、多彩的样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展现出来。
一 老洋房里的机关生活
十年中的白天，我是在陕西路那幢老洋房里度过的。民国时的建筑，二层楼十来间，解放后充了公，成了出版社的办公楼。原主人云散在国外的孩子们，也曾来过，站在楼前的草地，指指点点的，唏嘘着。楼前的两棵白玉兰树不知多少岁了，草地延伸尽头是个小花园，满植着月季、樱花和茶花。我的办公室是底楼一个四五十平米的房间，我的桌子靠东窗，窗外一株叶子阔大的芭蕉树，还有一棵紫藤，四月间，一挂一挂的紫花，开在窗口。
九六年我站在这幢灰调低沉如老照片的洋房前时，才刚毕业。杨老师昏昏地从一大堆书稿中抬头，眼镜半挂不挂在鼻梁上，她穿着拖鞋，从藤椅上挣扎起来，大白天的台灯也亮着，而外面，蝉声大躁，一只黑猫在落地门那晃了一下就不见了。多年以后，我一直记着被领进办公室时，从四面角落送来的好奇而挑剔的眼光，以及夏日午后号码机敲印稿子嘀嘀哒哒的响。我难以想象会有多少时光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而每一个日子又是怎么过的。我的身后是一排六层书架，暗绿皮的《四库备要》整齐严肃地陷落在黑暗中，检索他们时，总是弄的满手灰。右边朝西的角落原是个雕花的大理石壁炉，被几张看不出底色的木桌子挡住，壁炉上打了几排木架子，挤压压地排放着《四部丛刊》，蓝色的封皮几乎要被翻检烂了。本应垂下吊灯的屋顶，被八只白赤剌剌的日光灯替代了。老周每日上班第一件事，便是用他的蓝袖套，扑扑拍打那些从屋顶掉落在办公桌上的白粉，摇摇头对我说，这是危楼啊，看看这些木板，全被白蚁啃光了，是个空壳子呐。
我被教导早晨来泡开水。在我拎着水瓶越过那扇镶嵌着彩色玻璃的落地格子门时，老周“吱”地一声吸干瓶底的最后一滴酸奶，而老陈正仰着下巴喳喳喳地转动他的电动剃须刀，这当儿，小梁一脚踏着门槛一手扶着门框，对着草地一只蹦跳的小鸟，抽他的第一根烟。假若空白了这些细节，这一天便不知如何开始了。很多时候我从稿子中抬头，在阴翳之中，是那些高耸的书籍，埋在堆叠的书稿里的黑脑壳，呵，当年这壁炉前放置的是沙发？钢琴？是怎样一双纤细的手打开那白纱覆压的格子门，穿月白色棉布衫的仆妇正提了装满茉莉花的竹篮子细细穿过花园的石子路……我抱着一堆待批阅的文件到二楼，顺着旋转木楼梯而上，踩在蒙尘的白色大理石台阶上，笑声是从哪个门内传来？旗袍的一角闪过，绣花拖鞋，玫瑰的眼神，破碎的花瓶……那些旧时代的风流韵事，都成了电视剧的几个镜头，私小说的几个片段，暧昧的，阴翳的，潮湿的，反复的叹息、辗转，如深水潭中漂浮的水草，留下的，能有什么？
但是日子重复着前行，昨天和今天一样。吃过中饭，格子门关闭，日光灯灭掉，七八个人躺在各自黑暗的角落，老陈的干校故事就一如既往地开始了。他津津有味讲述如何用手指蘸着新煮的猪食尝尝味道，照例也会有人叫唤：刚刚吃过中饭，侬成心腻心人家是挖？于是换话题，说有个右派跳到水银池里自杀却沉不下去，诸如此类闲话时，呼噜声一片了。也会有小小的波动，那便是过年节发年货。杨老师指挥小张和小梁，张着八个塑料口袋，数个分发一大箩筐的小福桔；至于鱼，那是得由老刘捏来捏去、掂量着大小平均分配的。这时节老洋房里充溢着简单的理所当然的喜悦，混同着书籍防蛀药丸令人晕眩的气味，一月打一次的地板蜡新鲜的腥味，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别的味儿，汇聚成一种老房子固有的、陈腐而又温暖的气息，这气息让人忧伤、沉沦，不思进取、神思寥落却又心生依恋。
这种气息，也终究会失散。从这幢老洋房步行5分钟便是南京西路，上海最繁华的商场，恒龙、中兴泰富、梅陇镇广场，都在那里，脸上挂着理性微笑的人，也在那里；成功人士和时髦女郎，都香风习习、步履匆匆。5分钟的路程，时光却似乎跨越20年。但老洋房里的机关生活，还是被牵动着变化，像一条缓慢蠕动的竹节虫。到我离开时，编辑们已被集中到一座新式办公楼里，老洋房被重新装修，吊灯装起来，壁炉露出来，白纱换了新的，墙壁也粉刷过了，说是外国人租赁了它，老洋房将成为高尚人士的会所。一切，都将是新的，这个楼只保有了代表历史的外壳，内里全都脱胎换骨，而气息，无论是属于三十年代的，还是属于机关生活的，都将被新的气息淹没了更替了。
二 早安，上海
无论如何，现在是上海二月的早晨。出门时，我将大红围巾裹了裹。晨风早是等在门口了。他甚至从门逢伸了手来牵我的衣，听到我的门锁卡哒一声，他就兴奋地扑面而来。冰凉的，潮润的，带着初春的不稳定和欣喜，迎着我的脸，绕过我的发，从我的脖子，钻进了我的温暖的心。这不安分的风啊。这风里，那些腊梅该是都开盛了吧，醉白池的，尚湖的，梅园的，哦，还有小莲庄的梅花，该是花儿满枝满树了。我似乎从来只记得梅花的开，却感觉不着他的落。这个时节，柳树儿也该是要预备着突突地冒芽了啊，杭州的，扬州的，甚至，我怀疑颐和园的柳树，也有了这个念想了。过不了多少时候，就会如诗歌一般东一挂西一挂地写满河水天空，风跑过来，他就扬起满头满脑的温柔。而迎春花呢，那柠檬黄的、单纯的迎春花，一个月后，就要在露水中笑开了。
我在淡灰的天色里踩着小碎步，出了小区的门。路两边的早点摊不多几个，油条走了，年糕团和糍饭团也都跑路了，只剩得几个包子，孤单单立在笼子里，在寒风里一丝两气地睁着“沽之哉，沽之哉，不沽也”的眼睛。我不理包子，继续我坚定的行路。路上碰到我认识的那棵香樟树，我已经好几天没认真看他，他居然已将胳膊歪歪斜斜地伸过了电线杆子了，这样大胆的香樟树。恩，香樟树，早先我天天碰到他，看他冬天也是一样没心没肺地蓬着个童花头，站在路边看西洋景，就不知道他叫香樟树，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在松江指着一棵100年的枝桠乱舞的树说，记住了，小笨蛋，这叫香樟树，有圆圆的黑而硬的果子。
四平路拐角那，几棵杉树排排木立，许是我的莽撞，一群鸟张开黑色的翅膀，扑蔌蔌落下，在淡灰的天空下，像黑色的叶子，被风不经意地吹落，飘转了几下，重新扬起，终于隐没在远离我的另一丛树端上，将我的艳羡也扯了去了。只是有一只，仿佛知道我的心意，在马路的那端，停停走走的，等得绿灯我过去，他偏又得的一声，眨眼的没了影子。我只能一步步挪到公车站头，再不去想那只坏的黑鸟了。公车只是不来，等待的人，脸上挂满对公车的思慕，全都倾斜了身子，伸长了脖子，仿佛是湖边河旁的柳树，那样尽力地歪着身子去接近水。
55路车终于一路小跑过来，抖抖嗦嗦喘着粗气，像一条不安分的长虫，他停了下来，放下几颗虫卵子，张开了口，再吞进那些柳树。柳树们挤在一起，倒也文明礼貌不互相揪头发。等到我爬到双层公车的第二层时，发现只剩下两个位置。我在西装小伙子和耳朵塞着MP3的姑娘之间犹豫了一秒种，选择坐在姑娘身边。
那姑娘穿一件白色的有毛领的长羽绒服，一条牛仔裤，裤管塞在褐色的靴子里，安静地并拢着两条腿，褐色的羊皮软包乖乖地放在腿上。她的两只手，也是这样乖地放在包上，指甲修得长而圆，涂着透明的指甲油，一只手上捏着一只红色的手机，手机上有两条小鱼挂件。她的金褐色长发卷着披着，脑后别了一支向日葵图案的发卡。她并没意识到我对她的看，只是半闭着眼睛身子微微晃动，大概是和着MP3里的音乐节奏吧。阳光从车窗进来，落在她金褐色头发上，可不正是那幅约翰尼斯·维米尔的《少女》？也有着这样一张安宁纯真的脸。
车上所有的脑袋都一律朝向前，将后脑勺留给后一排。这些脑袋，安分地、宁静地躲在毛毛领子里、有帽子的领子里，还有竖起的风衣领里，像是一颗颗种在土里探出半个身子的土豆。身边的少女是年轻新鲜的土豆，我是胡思乱想的土豆，还有，瞌睡的土豆，茫然的土豆，心事重重的，犹豫不决的，发短信的，打开小镜子照自己的，土豆。全都，安心地将自己交代给这叮哐作响的公车，期望它带自己到想去的地方。正是上班高峰，车堵在路上，车子一点点挪动，土豆们也随着车一晃一晃，全都带着宿命的表情，存着理所当然的态度。车上越来越挤了。每到一站，站头上都立着青椒、红椒，以及有点弯的黄瓜，白胖胖的萝卜。我的身边，甚至都立着一根葱，一棵戴眼镜的葱，从一上车，他就一边拉着拉手，一边一点点晃动着脑袋看《上海一周》，全不将我这个土豆放在眼里。
我下了55路，再爬上20路电车。20路从外滩出发，我的终点是南京西路陕西北路。电车嗡嗡呜地滑动在街上，带着我的思绪和眼睛。那些穿风衣带金边眼镜的人，站在建设银行门口，都一个样地夹个公文包。吴胖子生煎店前排了十几个人的队，生煎们正在锅里滋滋叫唤呢。上海美术馆是几点开馆啊，印象派画展是几时结束的？恩，我喜欢一茶一坐的小食，洁净精巧的点心。梅龙镇的衣服该要打折了吧。车子过了，过了古玩店和花店了，过了开开羊毛衫了，过了马可勃罗面包馆了，过了和羊羊买鞋子的热风了。过了，过了瓷器店了，我在那里买过一套青花碗的，过了请柳忠吃饭的绿杨村了，过了卖冰淇淋还有提拉米苏的哈根达斯了。过了呢，车子过了黄色斑马线了，过了那些秃秃的梧桐树了，过了星巴克里喝咖啡看报纸的人们了，过了前面穿黑大衣的墨镜先生了。过了。
我下车，走在街上，天空飘下了毛毛雨，细如游丝的，几乎认定他们是雾。我大口呼吸潮润的空气。扑面而来很多不认识的脸，还有一些认识的树。我像一条鱼，游在不认识的人里，早上出去，奔向一个既定的所在，夜晚归来，如鱼要回到产卵的地方。是的，我会想念那些盛开的梅花，还有西湖边等着发芽的柳树。只如今，在这早春二月的上海，行走在街上，这潮润的风、淡灰的天，递送给我熟悉、亲切、祥和的一天。我只想说，早安，上海；早安，我认识的鸟们树们，还有那些道路、商店和公车们；早安，我不认识的，伴随我一路走过的人们。
三 世俗的欢唱
四十年后，他和她又一起坐在了靠东窗火车座的第三排，芒果派和热红豆沙，还是用玻璃小碗盛着，颤颤的被端了上来，黑衣侍者，早已斑白了头发，眼神厌厌地略带着赌气似的挑衅……大白天的红玻璃罩灯也亮着，门外则阳光满地，嵌着毛玻璃的木门边有个蓝衣婆婆坐在小板凳上，脚前一只竹篮子，篮子半边搁块蒙着红布的木板，成对成对地排放着用铅丝串着的白玉兰花。
这是春末夏初的中午，白玉兰婆婆的确坐在满记甜品屋门边，我一勺一勺地舀着杏仁西米露时，想着上面那类韩剧惯用的镜头，无声地笑了起来。黑衣侍者才刚20岁吧，歪在柜台前怪怪地看着我。这样的西式甜品屋，欢喜以沉郁的黑胡桃木装饰，格调低沉昏暗，身在其中，毛孔收缩，低眉敛容，轻声细语，决是不敢放肆的。很难想象，四十年后它还会在这里。但上海的确有家老旧的西餐厅，位于南京东路近外滩，楼上是德大西餐楼下是东海咖啡厅，火车座皮革已开裂，咖啡用细长玻璃杯盛着，搅拌的调羹大如汤勺。但在这里，能吃到滋味浓郁的红绘牛肉饭和罗宋汤，会看到花白了头发穿着吊带格子裤三节头槟榔鞋的客人，与熟识的侍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笑。当年的第一场约会是在这里？涨了工资调了级的，也要一家老小打扮得山光水绿的来这儿“摆记腔调”。他们是和西餐厅一起，慢慢的，老去了。至于红房子西餐厅，则只留了个老名儿，物也不是，人也早非。
更多的老字号则是中餐厅。福建中路广东路交界有家百年老店，叫德兴馆的，隔条马路就是三十年代书里林立如今书店杂错的福州路。当年德兴馆可是高档饭店，如今倒成了“寻常百姓家”。一楼是小吃，二楼可点菜。当年的伙计是如何唱着“母油鸭膀、香糯包肉、蟹粉狮子头”单子上的二楼，沪语的软糯腔调里带着十分贵气与八分自足？如今楼梯扶手已磨得圆滑，枣红八仙桌掀掉台布后露出坚硬的破碎划痕。二楼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显然是五六十年代装上去的，生硬地忙碌着；至于天花板上安置的吸顶灯、舞厅使用的旋转球灯分明流露着八十年代的痕迹。只是包房窗门细致雕刻的木格子，水晶吊灯晕黄华贵的光晕，还显现着当年的非同一般。
推门进去，女服务员交叉胳膊站在门口，穿大红仿绸对襟裳，腰扎蓝花布围裙，头发抿的细致；一张八仙桌四只靠背椅围拢来，大红的仿绸垫子蹲坐着；靠窗的四人条桌，铺着红格子绿格子台布再压上玻璃台板，排放些装了盐、辣椒等的青瓷小罐。撕了票子耐心坐等，小笼包子堆叠着在边上呼哧呼哧喘气，馄饨与面条则搅和着在热水里打滚，等着被捞起被洒了葱花上了浇头热热地端上来。正此时，刀郎没心没肺地叨叨着十二路站台的八路公车，——之前是齐秦叫唤《外面的世界》、陈琳喊着《酒干倘卖无》、张行嚷嚷《与我同行》，以及老邓丽君呢喃些绵绵情歌。有时服务员会和顾客一起跟着哼哼。这里的服务员，当惯了老名店的国家职工，养就成满身满脸的主人公意识和气度，如今虽也走市场、搞承包，却没习惯伏低做小，半辈子培养的那分霸气依旧在抹桌子端盘子间被挥洒自如地使用，全然没有一般新式店家服务生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他们面前，身为顾客，反是陪了小心，仿佛生怕一时若她们生气了，将面汤洒了身上去。忍气吞声，其实还在于这店里的馄饨皮的确够韧、陷也够足，面条够筋到汤汁够浓；何况对面阿伯点两只小菜一瓶啤酒，吃的满脸油汗不过是二十来个铜钿；更兼在这里，可以八卦来风，随意说嘴，李宇春发嗲、黄健翔发疯，几个小笼包入肚当儿，就已满座皆知了。在这样的嘈杂、闹热中，自有一份家居的随意与温暖，以及平人所有的喜悦与自足。
上海这类老店家有许多。菜肴说来费事，单挑面点小吃，也够数落半天。就说这德兴馆，我最爱那菜肉大馄饨，显见的菜肉陷没有机器绞出的黏糊，总让我记挂着清晨婆婆弯腰低头在石窟门房子里嘟嘟嘟剁肉陷的情景。这福州路上还有一家老半斋，面条烧的糯而不糊，味道进了去，汤水却不浑，也是本事。而四川路吴越人家的面，汤水酱红、几挂青菜，一卷白面安卧其中，佐菜则盛在青瓷小碟里，筷子轻轻一挑，面条爽然散开，毫不粘滞。至于排骨年糕，要数鲜得来的好，我就爱年糕糯而脆，排骨汁浓厚酸甜，好开胃来。吃生煎，那么要选丰裕的，吴胖子家的也好。淮海路陕西南路口，有一家小店的双档汤是要鲜的眉毛落下来的。有一次从上海音乐厅出来，在附近找到一家小绍兴，三黄鸡是正宗，更兼居然可以买半瓶的绍兴黄酒，我问店家，另半瓶卖与下一拨客人么？他却翻翻眼不理我，好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普鲁斯特在吃一块小饼时就回到了贡布雷的岁月。我在面条、包子、馄饨之间跌跌撞撞的时候，在上海这些老店的闹热与平俗中，体会着人世的爱与温情。就如心绪繁杂时听一段熟知的旋律，在陌生的聚会中突遇老友，那种滋味，因为熟悉，才是美好。
四 在咖啡馆虚度
很多个下午，是这样度过的：我将稿子码的整整齐齐，并压上一件玻璃镇纸，出门时，总担心会拉下点什么。低头从北京西路往南京西路走，腋下夹一本《堤契诺之歌》，或是《神的孩子全跳舞》。梧桐树才伸出嫩绿的手，毛毛虫还不曾掉下来。在我路过那家小教堂时，恍惚听到了《羊儿在草地上安静地吃草》。有时我会走过头，大多时候，就站在路口，等着绿灯来。自行车、汽车，和人，从眼前流过，毫不迟疑的。而阳光，一片一片蔓延过来。
有时也会顺着北京西路走，拐到江宁路一家叫“花样年华”的咖啡馆，靠窗是一排白色沙发，“窗外成排的自行车在阳光下闪着鱼鳞般的光芒”。如果跑远些，我会到茂民南路花园饭店三楼去，除了“丁香咖啡馆”这个名字滋生的幽昧联想外，那里还有细巧的杯子桌椅，咖啡馆可通向大阳台，初夏多风的夜晚，端了咖啡看远处明明灭灭的霓虹灯及被灯光映照的紫色天空，前世今生似都能参透了。或者，还可选择多伦路的“老电影”咖啡馆，三十年代红星的月份牌照片，周旋低低婉转的歌唱，暗哑的木桌椅，大红靠垫，三层小楼隐蔽在阔大的玉兰树中，全然是三十年代上海的气息。
诸如此类有特色的咖啡馆，难以尽说。但我还是偏爱这家位于陕西北路南京西路拐角的星巴克，咖啡很难喝，纸杯显得轻薄，只是它那嘈杂、庸懒、平民化的氛围，总能让我的精神稍稍懈怠。门外支有三把墨绿阳伞，两个穿牛仔裤吊带衫的女子表情丰富、手势复杂地谈论着什么，一个脸肉松弛的老外坦着多毛的胸在看一份报纸，还有个墨镜男子，沉默地用瘦削的手指弹着烟灰。咖啡馆东墙挂着两幅鹅黄底的装饰画，夸张的人形不知有何寓意，还有一幅是墨绿色的，用中英文写着这个咖啡馆的历史。那些暗红色沙发和土黄色靠椅大多坐满了人，空的时候并不多。
我总挑选背着人、面向西窗的位置。仔细谛听，是能够区分出身后的各种声音的：咖啡机嚓嚓地磨个不停，小勺子碰到盘子了，断断续续反复呢喃的爵士乐，无数的窃窃私语汇聚成嗡嗡的人声……众多的声响，形成一道屏障，圈出一块空地，落在这个空地里的我，反倒觉得安全了。一直要到下午四点半，阳光才会斜斜进来，落在摊开的书上，使我不得不眯缝起眼睛。现在它还在恒龙广场那逗留，整幢大楼被包笼在金色之中。离玻璃窗不远的是一个自动电梯，缓缓的，有个穿超短裙长靴子、戴白帽子的姑娘一节一节地下降，下降，不见了，上升来的却是两个扎了领带衬衫扣得一丝不苟的男人。我一直在等待那个白帽子女孩，直到另一个金黄色卷发姑娘出现时，才将她忘记了。我睁大眼睛盯着窗外这一切，好似隔着水望向岛上的菲茨杰拉德的宫殿，生怕一眨眼，它就消失了。
在这样的时间里，村上春树冰冷的虚无让我毛骨悚然，我也曾跟随黑塞在堤契诺森林徘徊——那间木屋子诞生过怎样伟大的作品啊？他说过我们永远在流浪中，或者这咖啡馆也是旅途中的休憩？我也会为夜色中稍瞬即逝的少女而叹息，一如普鲁斯特的孩子气。但我并不专注，不过是用眼神和指头触摸他们的名字时，心稍稍地喜悦而温暖。嘈杂的声响，变幻的陌生人，空气中流动着的咖啡的甜香，让我从日常的有条不紊中脱离开去，与琐碎的生活保持着距离。在这样情境中，我的眼前会闪过一些羞涩的眼神，一些优雅的手势，或者某个孩子气的动作，我在这个念头和那个念头之间跳来跳去，并不停留。电话里的声音，似乎可以验证着、确认着某个人、某件事的存在。可是为什么要确认呢？语词和声音的落实又有什么必要呢。我只想坐在这个街角咖啡馆里，脑子空空，无所事事，就好比在地铁里一任神思恍惚而错过了站。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样的恍惚中，就让天空一点一点收敛起光亮，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好了，正如诗人们说的，“生命就是消耗啊”，而明天，“明天又将是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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