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识字分子的立场空虚


叶开


一:知识分子和识字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要论辩和争议起来,恐怕将会是一场文字的战争。所以,为了行文的便利起见,我个人是在狭义的前提下使用这个词的。首先,我必须把“知识分子”和“识字分子”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前者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已经为众人所知。“识字分子”则是我自己杜撰的,对于本文来说,“识字分子”这个概念其实是进入王松近期小说世界的一条便道。
    “知识分子”是近现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概念之一。“知识分子”特指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具备敏锐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拥有独立人格的群体;他们不为庸众的趣味、时尚的风尚和政治的导向所左右,总是能够在纷繁扰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表达独特的看法,并且,在我看来,他们还都应该具有最为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
    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是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是)独立特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接了当地责难的。”(转引自萨伊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P12-15)
    因此,本文的“知识分子”概念,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有资格进入里面的人属于极少数的一小撮。反之,这个概念以外的那些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人,都被我归属于“识字分子”的范畴里。
    “识字分子”,在本文这里,属于那种虽然具有一定专业知识,但是缺乏独立人格、受大众趣味、时代风尚和意识形态左右,只会人云亦云的一小撮。打油诗云:
    “识字分子”,实在可笑;识文断墨,读书看报;放眼世界,啥都知道;参加运动,右派走狗。糊里糊涂,小命完了;过后反思,只会点头。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眼下面临着种族灭绝的危险,而“识字分子”的数量,正像SARS一样,繁衍迅速。“识字分子”们拥有各种吓人的专业头衔,盘踞在各个文化学术部门,他们对于物质的欲望,远远超过了知识的索求。同时,这些“识字分子”在道德上也总是胜人一筹。就像老人家说过的那样,以为自己的臭脚比老百姓的香,因此,他们很快就把自己跟一个邪恶的时代撇清了。在王松的中篇小说《阳光如烟》(《收获》杂志,2002年第1期)里,妇科大夫盛明在“文革”时期,其所作所为其实一点都不比殡仪工杜丁旺高明,但是她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从而反衬出前革委会主任杜丁旺师傅的卑微和丑恶。同样出卖了灵魂,“识字分子”的价格显然要高出贩夫走卒一筹。同样,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定位,能够获得广泛而迅速的同情。“文革”之后,很多“识字分子”对自己的“右派”资历沾沾自喜,还有不少人本来并非“右派”,走后门硬是弄了一个“右派”的帽子戴着,从而获得了讨价还价和控诉的权利,这就好像如今连阿猫阿狗都要弄顶博士帽一样。“伤痕”、“反思”、“知青”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其主流的调子,基本上都是“识字分子”在受苦受难。错误都是别人犯的,真理永远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这部小说是王松对“识字分子”形象的形成期的感受,所以,王松存有一种怜悯之心,这种怜悯,他通过盛明大夫的女儿盛洁大夫的形象,表现出来。盛洁大夫嫁给了杜丁旺师傅的儿子杜大星,她继续了母亲的命运,但是,这种命运因为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了变化。一个子承父业的殡仪工杜大星,除了性能力高一点之外,其他的各个方面,显然都无法满足日渐成为医院主力的盛洁大夫的要求,也跟新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盛洁的身份地位不符。
    在中篇小说《红汞》(《收获》杂志,2002年第3期)里,王松深化了自己对“识字分子”的思考。他找到了一个经典的“师/生”关系——杨老师/二百二——的对立矛盾结构,来铺展自己的小说人物。在这里,“识字分子”由此前我们看到的那些“伤痕”、“反思”文学里的受苦受难受迫害的形象,还原成了运动的参与者,鼓吹者和媚权者。他们立功表现的愿望,远远压过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心。在《红汞》里,“班主任”由刘心武小说里的受害者,变成了迫害者。班主任杨老师永远居高临下,对班上的问题学生二百二施以萝卜加大棒。“识字分子”脑筋活络,对学生的好恶判断,主要以他们的家长身份为准则。家长身份卑微,学生是缩头乌龟。家长地位显赫,学生倍受尊重。杨老师看不起出身卑微的“二百二”,而“二百二”又是一个倔强的、破坏欲和报复心很重的少年,他们之间,产生了致命的冲突。
    很显然,王松对“识字分子”这种人物有着切身的体会,从中篇小说《红汞》开始,他获得了必要的信心,简明扼要地把“识字分子”和“问题少年”放在“一分为二”的对立面上考察他们的生存与对抗。在“班主任”与“问题少年”这一对矛盾斗着的共存体中,“班主任”在知识上本来应该先天地具有优越性,但是他们的优越性非常脆弱,同时他们的政治立场像风中的稗草一样摇摆不定,因此,他们的心灵就非常容易受到打击和伤害。他们不能接受,不能承认,不能容忍一个“问题少年”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超越在自己可怜的想象力之外。在中篇小说《红风筝》(《收获》杂志,2004年第1期)里,班主任大摩登因为“问题少年”卫东的屡次犯戒而大为光火,她的最大乐趣不是教书育人,而是抓住卫东。“斗争”哲学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师/生”关系当中。从而,“识字分子”的心态产生了畸变:学生出现了事故之后,她感到高兴。在中篇小说《红莓花儿开》(《收获》杂志,2004年第4期)里,班主任罗老师甚至因为“华大傻”出事故死亡而沾沾自喜。在小说里,王松任由这些“班主任”们充分地显露自己的冷漠、自私和卑劣的人格。而这些“识字”的班主任和老师们,他们对于自己班级里的学生,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也没有一点生活上的关心,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取悦上级,争取入党,获得进步。他们仅仅关心自己,关心自己在时代的大潮中能不能成为一个“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好船夫。“班主任”成为一种共谋,一个打小报告爱好者,他们出卖自己灵魂,从而让自己变得一钱不值。
    自从我发明了“识字分子”这个概念以来,一直没有标准的范本可以套用;眼下套在王松小说的人物头上,看起来越来越合适了。
    从王松小说的“识字分子”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外而内的反省。在“识字分子”挥斥方遒,自我感觉很牛逼的当下,这种反推的方式显得独到而清醒。可以说,当下的“识字分子”阶层,不仅是寄生阶层,食利阶层,而且是冷漠阶层。在整个社会的阶层日益分化的这个时期,“识字分子”占据了高端资源,从而贬抑了其他阶层。他们对政治、文化、经济的影响成为了主旋律:文化搭台,经济开道;“金钱”成了所有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金钱拜物教”已经深入了人心,而“识字分子”作为社会中的重要自省机制,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变成了“金钱”的共谋。把教育当成一种生意,就是这种知识和地位迅速加以分化的方式之一。金钱重新定位了每一个人的立场:富有者鄙视穷光蛋,贫穷的人仇恨豪贵们。“识字分子”们从过去的极度自卑到当下盲目自大的变化中,很少发出清醒的声音。每个人都在修改自己的生长历史,从而达到圣洁的目的。在王松小说里,所有这些“文革”的参与者、告密者、献媚者,这些“班主任”们,他们都在努力地篡改着自己的历史。在他们的叙事诗中,人物形象是这样的:高尚、纯洁、善良、才华横溢、以善报恶。同样,他们没有干过一件违背良心和道德的事情,他们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一直在遭受别人的曲解和冤枉。这是“识字分子”自大狂的典型表现。
    实际上,他们的心灵是脆弱而肮脏的,他们的人格是独立而分裂的。
    在新长篇小说《鱼》里,王松强化了“识字分子”的摇摆形象。在这里,棉纺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曲泽深是一个富有探索欲求,知识面很广的一个典型的“识字分子”形象。如果没有“运动”的爆发,他必将是研究所里一个受人尊重的专家学者。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他被下放到棉纺厂劳动改造之后,变成了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左右逢源的人。他的知识,被他用来取悦那些当权者,那些本来被他所鄙视的粗鄙分子。
    小说里有两个相互斗争着的需要取悦的对象——刘大成和孙没改,这两个人的地位不断地变化着:一会儿刘大成牛逼,一会儿孙没改得势,这让“识字分子”曲泽深两头奔忙,顾此失彼,最后弄得心力交瘁,人格分裂。最后,他的儿子曲阳被淹死在他手工敲制的一个巨大的鱼缸里。作为一种象征,我们可以强横地把这个场景说成是一个立场摇摆者的真正失足,他淹死在自己的怯懦和绝望当中。一个立场空虚者,最后失足在空虚里,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作为一种象征,宠物“鱼”是缺乏立场的。鱼缸里的鱼是那些名目繁多的热带鱼,鱼缸外面,是曲泽深和他的儿子曲阳。在曲泽深曲意阿承刘大成和孙没改时,他的儿子也因为父亲的遭遇,而跟着不断地在刘大成的儿子刘柱和孙没改的儿子孙喜之间摇摆。曲氏父子就像两条可怜的热带鱼,在狭小的鱼缸空间里假装自由自在地摇头摆尾,游来游去;实际上,他们处处撞壁,无法逃脱。这固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立场摇摆者的悲剧。作为这些人物的第一个读者,我对他们不是鄙视,不是厌恶,不是避而远之,而是将心比心,是兔死狐悲,是徒劳地挣扎。因为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识字分子”。我鄙视曲泽深,就意味着鄙视我自己;我厌恶曲泽深,就是厌恶我自己。在生活中,我也同样摇头摆尾,游来游去。
    用“鱼”来隐喻“识字分子”,显示出了王松的“识字分子批评”写作开始向纵深发展了。


二:提倡一种“脸谱化”的写作

    王松是一个数学系的毕业生。估计算不上是高材生,而是一个“问题青年”——他改行写作就是一个例证。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作家,少了一个数学家,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数学家变成了作家,这点很让我无法接受。我觉得,一个医生转行搞写作,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老鲁迅先生,我的朋友张闳教授和眼下在网络上正红着的冯唐博士,他们都是学医出身。他们医治老百姓的身体毛病未遂,于是决定改行搞搞他们的脑子。由身体到精神,这两个领域一直是相通的。俄国的短篇小说之王契珂夫和写出了《大师与玛格丽特》这样不朽的长篇小说巨著的布尔加科夫,《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都是医生出身。而数学改行的,我对此知之不详。倒是去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南非的库切原来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算是工科改行的成功例证。由此可见,文学是人人都能搞的东西。至于能不能搞好,这就要看搞者的天赋了。
    跟王松恰恰相反的是,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当年在公社中学高中二年级侥幸蒙混过关通过了预考之后,我的高考成绩为23分。说老实话,时至今日,我对“勾股定理”都已经搞不懂了。数学是我的克星,然后我欣赏数学的一种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
    不知道是不是跟王松出身数学有关系,王松在写作上,一直采用非常简单的办法来做结构。同时,他痴迷于“少年”的形象。这种形象,早在好几年前他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天才罗曼》里,就已经成形了。“理”“工”相通,王松的小说人物,都心灵手巧;“罗曼”就是一个捣鼓电器的天才,《红莓花儿开》里的华大傻和华二傻,也都非常痴迷于发明创造。问题在于,他们的这种发明热情,跟整个时代的主旋律不谐调,因此,他们遭到了来自“班主任”的打击。在王松的小说里,“班主任”变成了一种反作用力,他们的全副精力,都用来扼杀少年的创造力和他们的求知欲。《红莓花儿开》里的罗老师以懂得多自居,不允许班上的学生有一丝一毫跟自己不同的意见。求知欲旺盛,涉猎很广的华大傻和华二傻,因此就成了罗老师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对象。在王松的小说里,那些对于“电”、“电器”、“物理”、“数学公式”的解释和简明扼要的描写,让我这个“理工”过敏症患者产生了“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的崇敬感。我知道,对这些东西知道得比王松多的人不计其数,但是能够简单地把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常识和知识有机地融合到小说叙事和小说人物的生活当中,却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在王松的小说里,这些基本常识和小发明,甚至不甘寂寞,变成了小说的一个推动力之一。《红莓花儿开》里,小说由一部常见的革命电影的开头,一个控制按钮能不能起爆炸弹开始,带出了华二傻这个喜欢对各种事物刨根问底的“问题少年”。当然,如此“简单”的问题,并且是对革命影片加以质疑的问题,毫无疑问地导致了罗老师的嘲讽和挖苦。可是华二傻不管,他一根筋地认为电影的细节出了问题。后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华二傻开始制造起爆器,并且因此弄出了事故。对于华二傻的所作所为,罗老师作为一个“识字分子”,一个长者,一个知识的引导者,他不是去指谬,而是打击和幸灾乐祸。在长篇小说《鱼》里,“识字分子”曲泽深的儿子曲阳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少年。和他的父亲一样,他的知识和巧手,都被他当作赃款用来贿赂在革委会轮流坐庄的刘大成的儿子刘柱和孙没改的儿子孙喜了。
    王松具有从微小的事物出发,自如地推演小说的能力,这种叙事方式,非常舒缓自然,也干脆利索。或许有些喜欢繁复文体和优美文字的读者不喜欢他的这种写法,觉得不够有味道。但是眼下被我们很多作家尊奉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早就说过:准确是最优美的文字。这句话我至少引用了999遍,从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推演出王松的文字也有自己的优美感的这个结论。
    前一度,有批评家认为王松总是沉溺于自己的“识字分子”和“问题少年”的世界里,建议他加以变化。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王松的这些人物还没有出现集大成者,他完全可以从自己站立的地方一直深挖下去,不怕重复。因为,高楼大厦都是一块一块的砖头重复地砌成的。古往今来,无数的优秀作家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追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至于像农民一样总是在同一块地里播种的,美国有福克纳和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俺们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他们都在那一亩三分地里挖啊挖,种啊种,一会儿掏出一袋米,一会儿拽出一头驴;不仅如此,他们还脸不改色心不跳地继续向这块地里伸手,从来都不管批评家们让他们变一下的建议。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投注了感情的生活,而不是设定一种生活,然后去体验它。以下我想就两个基本的文学概念谈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概念是“体验生活”。
    “体验生活”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中最不可思议、也最荒谬的一个概念。一名作家如果连自己的基本情感生活都把握不住,而要去体验本来就跟他没有关系的所谓生活,这种写作,是根本靠不住的,也是不真实的。屁股决定立场,写作上往往也如此。作家不是玩弄时尚的靓男倩女,他不需要变来变去。只有那些经典的“识字分子”作家们,才会有永远当弄潮儿,永远都领导时尚潮流的幻觉和狂想。真正的作家的最重要也是最为基本的人物,就是挖掘自己的内心。
    第二个概念是“脸谱化”。
    跟“体验生活”至今拥有旺盛的误导力相反,“脸谱化”却恰恰相反,被批倒批臭了,人们都不好意思再提起。实际上,在艺术创作上,“脸谱化”却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方式。将一类特定的人物脸谱化,对于小说人物的定位,相当重要。而在诱导读者上,脸谱化具有简单的识别能力。在这方面,中国的“国粹”京剧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京剧的脸谱,是传统文化中人们得以认识人与事的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脸谱化”不是“简单化”的代名词,只不过是被心急的“识字分子”批评家们不负责任地加以对等了而已。一名作家如果能够创造出一系列新的“脸谱”,那么,他可以称为牛逼的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俄罗斯文学里的“多余人”、鲁迅笔下的“阿Q”,都是一种脸谱。我觉得,如果王松能够完善他的“识字分子”脸谱,那么,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王松的小说里,“盛明-杨老师-大摩登-罗老师-曲泽深”是一系列的“识字分子”形象,然而他们没有达到高度脸谱化的效果。在长篇小说《鱼》里,曲泽深的前后人物性格没有对比和变化,因此这个人物缺乏性格深度,他只有动作,缺乏性格。只有行为,少了思索。而既然他是“识字分子”,他怎么可能不假思索呢?一个人选择做与不做一件事情,这里面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心态在内。然而《鱼》里,王松把这方面的内容给省略了。作为长篇,人物形象非常重要。缺乏丰富的内心情感变化的人物,很难打动读者。从而,他也很难成为一个独特的“脸谱化”人物。
    在这里,“脸谱化”不是抽空了精神和情感内容的面具化的意思,不是“高大全”那种脸谱,而是小说人物谱系的那种“脸谱”。对于长篇小说《鱼》来说,曲泽深的人物性格和情感的过度深藏,反而导致了他的人物“脸谱化”性不强。曲泽深是一个摇摆而痛苦的人,一个摇摆而快乐的人,一个因为立场的空虚而感到侥幸或者麻木的人,他的情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是情感,而不是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在小说里,把一个人物的人物形象加以强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文学史里,比比皆是小说人物比小说本身更加有生命力的例子。“阿Q”眼下已经成了一个口头禅和专有名词,但是我相信认真读过《阿Q正传》的人远没有知道“阿Q”这个词的人多。当然,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些经典的人物形象,就更是比《红楼梦》本身更加脍炙人口了。一个“杨贵妃”,倾倒无数众生。可是白居易的《长恨歌》、洪昇的《长生殿》,又有几个人认真看过?我们可以不知道罗贯中是谁,但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物形象,已经作为一种脸谱,进入了我们的文化内心。
    在这里,我提倡脸谱化的写作方式,并且已经把这种脸谱化跟“高大全”的“面具”化区分开了。我衷心希望王松能够完善他的“识字分子”脸谱系列,并且把这一类的“识字分子”脸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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