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生命是阳光下的迪斯尼
——台湾超人气作家侯文咏专访
侯文咏 河西
做完采访，下笔之前忽然有些犹豫，该怎样来定位这位“台湾文坛的周杰伦”呢？一位医学、文学两手都硬的“两面派”？一位和头发像在油锅里浸过的蔡康永一样善于幽默耍宝的乐天派？还是一位让整个台湾医学界都为之震惊的仗义执言者？有时候觉得他真是一条“文坛变色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难三言两语将他归为一类。
他比一般铁石心肠的医生要多一分敏感，当一个个晚期癌症患者成了“擦去的名字”，他会忽然伤感起来，“无助地掉入了人生赤裸裸的真实中，内心随着哭声一阵一阵地抽搐。”他比一般风花雪月的作家又多了一分理性，所以才能用手术刀般的细致与精准，将医院内的“三国演义”剖析得触目惊心。忽而从他的口中流出一团暖流，忽而又是雪花般的冷峻，忽而又心血来潮要去健身为“肌肉男”，但就是这样一个多变的男子在台湾的书业中上演着新一轮畅销奇迹。
侯文咏是双子座的，这个星座的男士会有很多面，不知道他亲密加三级的“死党”蔡康永是不是也是双子座的，因为在侯文咏看来，表面上嘻嘻哈哈口无遮拦的蔡康永其实“很有内涵，很有品味”。这两位“双面娇男”或许正是因为性格上的契合才会一拍即合，2000年，表面斯文内心狂野的侯文咏和表面恶搞内心温柔的蔡康永合作出版《欢乐三国志》（20集），成就了台湾“水煮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结果大卖。
和蔡康永人前显胜的做派不同，侯文咏还是喜欢“垂帘听政”，这当然并不表示他对自己的形象没有信心，他对“亲爱的老婆”就信誓旦旦地说：“难道你没看到我的英俊潇洒吗？”当然，这是闺中戏言，不可当真。虽然侯文咏的著作横扫诚品、金石堂和博客来的图书销量排行榜，在台湾文坛早已奠定了超人气的天王级位置，但他似乎还无意像蔡康永那样“抛头露面”，他说他只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愿意为写作放弃名利、征服、胜利种种欲望的人。他对我说：“功成名就不是我人生的目地。如果功成名就可以帮助我继续写出更多好的作品，让更多人受到感动，改变，功成名就对我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功成名就不是这样，我其实也就失去功成名就的一切了。”
不过一部由言承旭出演的电视剧《白色巨塔》原著涉嫌抄袭日本同名小说的负面新闻一下子又将他抛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在回答这个提问时，侯文咏先生并没有我想像中的犹豫和回避，反而相当坦率，他说：“我在1997年写作这本书之前，从来没有读过日本的《白色巨塔》（台湾没有中文版，我没有阅读日文的能力，根本没有机会读到。）2004年改编自四十多年前同名原著的NHK日剧开始在台湾风行，我才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传言。那时候距离我1999年在台湾出版《白色巨塔》已经过了五年了。我觉得很惊讶，也觉得很挫折，彷佛好好走在路上，忽然有部车从后头追撞了过来，又用很快的速度往前开去。毕竟《白色巨塔》的故事是我青春年代珍贵的经历与记忆（这些真实经历或者是节情改编的来源我甚至很容易就可以提出根据），也是放弃了医师、教授的职位，并且必需面对台湾医疗体制沉重的压力去写出来的东西。我一直期许自己做一个诚恳的创作者，在我一、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从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的名字会被和抄袭这个说法摆在一起。”
回答我的每一个提问，侯文咏先生都显得非常认真，确如陈湘韵所说的，这绝不是个“以逸待劳的人”，而是个“凡事都卯起来做的天才”。
河西：存在着两个侯文咏吗？一个风趣幽默，写着《欢乐三国志》、《顽皮故事集》、《淘气故事集》……似乎肚子里总有说不完的段子；另一个则冷静到了极至，关注的是圣洁的白色医袍下的阴霾和暗流，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吗？当时又是怎么忽然想到要转变“戏路”的呢？
侯文咏：我期待生命是阳光下的迪斯尼，人人都是乐园里的小孩。欢笑、善良、爱与关怀……这些美好的事总是让我贪恋得不可自拔。可惜我们必须生存下来的世界并不如此。我的写作于是就这么不由自主地在这中间摆荡，像是一场乒乓球球赛，在贪恋的世界和必须生存下来的世界里来来去去，得分、失误。或许我自己也很想弄清楚到底侯文咏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如此，我继续写作。
河西：从常规的写作规律来看，《白色巨塔》中的男主人公苏怡华应该最有可能打上了作者本人的深深烙印。您认为您是个像苏怡华那样富有正义感的人吗？现实生活中的您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侯文咏：我并不如我写的故事里面的人物那么有型。如果说写作像是非那样跳来跳去不可的乒乓球赛，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我就比较像是侯文咏很难在结束之前说出来的乒乓球落点。苏怡华当然有我的烙印（而且多半是弱点的部分）。不只苏怡华，还有关欣，还有邱庆成（他们的优点、缺点，甚至更多的盲点），也都是我自己内在的一部分。
河西：我知道这是您从事医疗十几年之后，也是在您放弃了医师的工作之后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本您意图与丑恶的医学界决裂的宣言式作品吗？台湾医学界的情况真的如您小说中写的那样严重吗？
侯文咏：我并不想和医界决裂。能当医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可以帮助别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帮助医界，找回最初救人的初衷。让每个医师都回到那个最有尊严的地方开始，拯救别人的生命，同时也完成自己的。台湾医学界并不全像我小说写的那样。有更多有爱心的故事，没有被我写出来。但也有更糟糕的。
河西：但在这十几年中，您是否一直在试图在生活和理想之间妥协？我想知道这对您来说是否也是一种煎熬？
侯文咏：是一种煎熬，一种分内的煎熬。我只能用我的能力、意志力或许再加上更多的幸运，尽量减少妥协的部分。
河西：我读《白色巨塔》的时候暗暗的有些伤心，白衣天使的宫殿却同样是一个角逐权力的斗兽场。您认为这是否只是良知的堕落，如果没有某种文化传统，或者某种体制在支撑，它们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疯狂？您是否研究过西方医疗系统的情况？
侯文咏：人是那座巨塔文化里面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部分，无所脱逃。这是我的白色巨塔的主题。这个部分已经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成为巨塔一部分的人并不了解，反而以为那个冷冰冰的巨塔正是他个人的意志，并且得意自满，忘记了自己最初来到这座塔的目的。理性与冷静赋予了西方医学全然不同的力量，同时也造就了当代医学所有的问题，这是西方医疗的文化，也和西方近代的整个理性文明息息相关。我在研究所的确开了一整个学期的课，就讲这件事情。
河西：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弃医从文”，是否也因为您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完全可以靠写稿来维生？写《白色巨塔》花了多长时间？当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
侯文咏：想写白色巨塔想了四年，后来辞去医师的工作，花了十四月写完。当时我已经写了十年的书，在台湾的确小有名气，可是完全不敢奢望可以靠写稿来维生。我的生活并没有困难，我亲爱的牙医老婆充分支持我，她说：如果书卖不出去，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养你。我心想：我拚了死命也要努力，绝对不能让这个女人养我。
河西：您一直强调，生活才是写作的唯一源泉。可是您现在辞去工作之后，您是否会担心若干年后您的写作资源枯竭。我很想知道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闭门造车，还是广交天下朋友？听说您还在为广播电台做节目？
侯文咏：广播的确作了五年多，广交天下朋友，不过为了专心写书，已经停止了。我觉得写作和旅行很像。有些人可以一个礼拜走十二个国家，拍无数照片，见广识多的程度让人自叹弗如，我没有那个办法。我的旅行和写作不一定要很多地方、资源，但需要找到一种态度和深度，那样比较能给我带来乐趣。我的确相信写作和生活是连结在一起的。我就像平常人那样的生活着，工作、交朋友、养孩子……相较于担心写作资源枯竭，我似乎更应该更担心每天醒来我对这个世界是不是仍然好奇、想望，对于别人的苦痛、快乐是不是仍然感受、在乎……
河西：可是在您的简介上，既写着：“专职写作”，又写着“兼任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万芳医院、台大医院麻醉科主治医生”，这似乎又比较矛盾？
侯文咏：的确是专职写作啊。因为其它兼任工作领的车马费差不多就够付出租车费，实在不好意思说是一个“职”。我在医界拿到博士，用了很多医界的资源，也学很多专业知识，总觉得不回学校、医院把这些知识交给学生好像有点过意不去！更何况，教书时，跟那么多现在、未来的医事人员讲医学人文、伦理的事情，将来如果他们能多帮助别人一点点，是我再爱不过的事情了。
河西：《白色巨塔》正在由《流星花园》的导演蔡岳勋、主演言承旭拍成电视剧，很奇怪的，这并不是一本偶像图书，却由这样的一个组合来合作拍摄，您觉得这部电视剧能否续写《流星花园》的传奇？这个组合是否是您心目中最佳的阵容？
侯文咏：应该说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种种折冲之下，能达到最好的阵容了。从一开始，我和蔡岳勋导演就把《白色巨塔》定位成在写实氛围与基调之下的一部商业连续戏（蔡导说是趋势剧，我听起来觉得怪怪的，总觉得不够传神），它靠近艺术、非偶像的概念应该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对言承旭而言也是他试图跳脱“偶像”的一种尝试。蔡岳勋导演用了一种极大的热情和意志力，在做一件台湾目前的环境和条件应该是不允许的事情。演员们和我都被他的热情感动。我们都希望这部戏能超越《流星花园》的传奇。
河西：我是一口气读完《白色巨塔》的，在文本意义上，我觉得《白色巨塔》有一种独特的、侦探小说式的紧张感，而就我对台湾电视剧的粗略的了解，不论是《天国的嫁衣》这样的偶像剧，还是早期的肥皂剧，都以令人无法容忍的拖沓见长，您在改编电视剧的时候是否也会刻意地注重剧集之间的张力？
侯文咏：会。但再怎么用力还是觉得时间永远那么短促，要加强的地方那么多。理想在这里，现实在那里，中间无止无境的距离是滴滴答答的时间、是账单、是演员的档期、是閞会、是疲倦、是阳光不出现的坏天气………
河西：关于外界对于您这本书可能抄袭日本同名日剧的传言，您自己怎么看？
侯文咏：我在1997年写作这本书之前，从来没有读过日本的《白色巨塔》（台湾没有中文版，我没有阅读日文的能力，根本没有机会读到。）2004年改编自四十多年前同名原著的NHK日剧开始在台湾风行，我才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传言。那时候距离我1999年在台湾出版『白色巨塔”已经过了五年了。我觉得很惊讶，也觉得很挫折，彷佛好好走在路上，忽然有部车从后头追撞了过来，又用很快的速度往前开去。毕竟《白色巨塔》的故事是我青春年代珍贵的经历与记忆（这些真实经历或者是节情改编的来源我甚至很容易就可以提出根据），也是放弃了医师、教授的职位，并且必需面对台湾医疗体制沉重的压力去写出来的东西。我一直期许自己做一个诚恳的创作者，在我一、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从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的名字会被和抄袭这个说法摆在一起。不过命运的意志远大于个人，我自己的作品也远比我个人的处境代表的事情更多，这件事最终恐怕只能靠读者阅读我的小说，让作品本身去说明了。我的《白色巨塔》和日本的《白色巨塔》虽然对象都是东方文化传统下的医院，可是实在是不同的作品：情节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我故事里面最主要的事件和情节：包括内植式静脉输液导管并发症，子宫内视镜的医疗纠纷，多重器官移植…讲的是发生在台湾90年代左右的医疗体制和空间，这些新式的手术和医疗方式甚至是在山崎女士的作品和时代里没有的科技），主旨也不一样（这里没有空间讨论了）。这些不同，可能因为两本书都在台湾发行了一阵子，很容易被同时阅读检验，加上大家对我的长期写作人格的认知，因此，在台湾的舆论其实是很清楚明白的。不过在大陆我是个新朋友，可能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让大家认识我吧。
我大概没办法再多说什么了。我喜欢山崎丰子女士的作品，她的《白色巨塔》带着一种令人动容的光和能量。我无意，也不想借别人的光，只希望自己也能发出一点点的温暖，哪怕只是萤火虫那般微弱的光芒。
河西：我和张曼娟的感觉差不多，读《危险心灵》的时候很有些感动。用一种锐利的手术刀般的精准手法，您将青春期的危险校园一幕幕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让我想起杨德昌的名片《轱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您觉得是台湾的校园不够进步，还是台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希望从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中走出来？
侯文咏：台湾当代的教育一直很努力。可是或许因为太努力了，我们教导了孩子太多的生存的竞争与技能，反而失去了人与人的真诚的交流，也失去了人格、价值的培养，我们很少教导孩子思考生命的方向，带引他们想想何者是生命的核心价值。何者是珍贵的？何者不是？那些我们急于教导孩子的事情，很少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更多人生的快乐，反而来自我们压抑孩子的那些。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教孩子什么？或许我们都应该好好想一想。
河西：您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成为天才作家，如今，您已经成了台湾当前最红的男作家，您现在是否有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还是这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会有些若有所失？
侯文咏：功成名就不是我人生的目地。如果功成名就可以帮助我继续写出更多好的作品，让更多人受到感动，改变，功成名就对我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功成名就不是这样，我其实也就失去功成名就的一切了。
河西：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大陆读者和观众，对您和蔡康永先生合作的事也非常感兴趣。能否也谈谈怎么会和他一起成立网络公司，灌制《欢乐三国志》评书，从事有声出版的？
侯文咏：我和康永是很好的朋友。最初会开始做欢乐三国志的评书实在是因为不服气。觉得日本可以把中国的三国志改成电玩，风靡那么多年轻人，美国的《星际大战》、《法柜奇兵》概念其实也来自古典作品。中国有更丰富的珍贵遗产，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种现代感、生动、好玩的方式，把这些古典的智能，更深入地介绍给年轻人？我们两个人有志一同，就这样做了三年，找数据、写剧本、反复进录音室，灌制了四十个小时，以演义为主，史实为辅的现代版欢乐三国志。做了欢乐三国志我们两个人都很有成就感。开始想，网络上为什么只卖实体商品，我们有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及网络来推动一种文化艺术很容易取得的生活。我们设计了一些机制，让文章、作品、演讲、课程、甚至是表演……都可以借着网络像自来水那么方便地送到每个人生活周遭。2001左右间我们做了两年的网络公司，可惜，相较于《欢乐三国志》，这次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我们很珍惜这个不成功的经验，2001年有点太早了，时代和科技都要我们再等一等。
河西：您觉得蔡康永在私下里、在工作上也是一个很幽默很会搞笑的人吗？
侯文咏：蔡康永私下并不搞笑，他是一个老灵魂。可能家族来自上海吧，他继承了老上海好客、体贴、爱面子的作风。他有内涵，有品味，爱发问，爱美、更爱玩。EQ极高，但厌恶无聊，逃避官僚。尽管耐烦，耐人际周旋，但不耐热、更不耐劳。
河西：《危险心灵》是否也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您在校园里除了是个文学青年，爱好写作之外，是否也有过一段青涩、反叛的时期？
侯文咏：危险心灵出版之后，很多读者跟我反映，危险心灵好像在写他们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也有不少人问我是不是我自己的故事？事实上《危险心灵》是我搜集资料，访谈不少中学生，根据许多人的真实故事加以改编的。我试图让《危险心灵》的故事产生“共相”，变成大家的《危险心灵》，而不只是主角谢政杰，或者是我个人的危险心灵。从外表看起来，我并不特别叛逆。甚至有人说我是一个又犀利又温和的人（虽然我也不是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又犀利又温和）。胡适先生曾自嘲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我自觉做不到巨人，不过侏儒的成份倒是不少。
河西：您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成为天才作家，如今，您已经成了台湾当前最红的男作家，您现在是否有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还是这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会有些若有所失？
侯文咏：功成名就不是我人生的目地。如果功成名就可以帮助我继续写出更多好的作品，让更多人受到感动，改变，功成名就对我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功成名就不是这样，我其实也就失去功成名就的一切了。
河西采访整理
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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